在挨炸的巴格达拉希德饭店,我与另一位北大校友、日本记者河野彻不期而遇。河野是日本共同社国际部记者,早稻田政治系毕业后在北大进修中文,1989年在北京与我一起工作过。从此,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生死与共,同行同止,分享新闻线索,直到他奉调去科威特。那天在约旦一家小酒馆,河野含泪把一大包止血绷带和美军战场急救用品塞给我,酒气冲天珠泪满面:&ldo;剩下你一个人千万别太猛。要多想!钢盔、防弹衣、防毒面具要随身带。要活着!活着才有一切!一定要再见面呀!&rdo;
四
和平中的生命有时比在战争中更脆弱,许多比我年轻为学弟学妹不幸先我而去。我采访过的生物系81级曾周是在秦岭研究大熊猫时摔死的,是他家的独子,佛坪馒头山下有他的碑。十年前地理系柴庆丰勇斗歹徒,被流氓一粒气枪子弹击中大脑暴亡,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代局长刘镇山、刑侦处长张良基率一帮警察追到天津,才把歹徒缉拿归案。
以后道听途说知道舒春死在新加坡、游进死在四川、戈麦自沉万泉河、骆一禾在行进中倒毙……这还不算因癌症病逝的温杰,他是我北京十三中的同学,后进北大,是中文系81级的学生。与我同年分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的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殉诗。国政系80级比我晚一年分到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的学弟朴京一,径直地爬上教学楼顶,跳了下去……一位学兄称北大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,一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,一点漠视便会瓦解他的生命。
1990年我在海拔5000米~686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,开吉普住帐篷,持续半年的高寒、缺氧、强辐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红细胞增多症。长期没有新鲜蔬菜,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,高高肿起,脑袋由于缺氧几乎炸裂,几次想一头撞死。
在我觅死不成的昏睡中,始终照顾我并和我同宿一顶简易帐篷达半年之久的《民族画报》摄影记者凌风,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师兄。他毕业于中文系77级,却有一手修手表修相机的绝技,探险队许多精密仪器都被他妙手回春。
在野外这可是头等求生技能。这位学兄不仅修机器而且修人,正是他鼓励我为他太太、北大师姐任幼强主编的《世界博览》写些亲历,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滚越大,由中东而北美,到现在都未能住手。
15年前我离开北大时眉清目秀侃侃而谈满脸灿烂,现在是委靡不振满嘴粗话,一听见警报声就想卧倒。开罗和平医院说我患了战争持续紧张压力综合症,也许等上十年八年,也许终生恢复不了。尽管我右腿肌肉萎缩,可无碍我马奔雀跃地四处乱跑,去年还一人开车环绕美国。技物系学长邓朴方送我个奖杯,上写:&ldo;师曾校友,老弟可畏。&rdo;我猜想当时自己一定狰狞可怕,穷凶极恶。人过七十古来稀,即使以活70年计,也不过25550天,少得让人害怕。人生总有一死,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,可读书走路可以体验人生的深度和厚度。为此我探险同时珍爱生命,打针吃药顽强地活着。
1994年&ldo;一二&iddot;九&rdo;,北大团委书记王登峰把我弄到办公楼给学弟们讲述我的故事。站在司徒雷登训过话的地方指手画脚,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。北大独有的教育体制帮我辨认出自己潜在的个性并得以发展,科学让我受益,民主给我希望。每当遭受挫折心情不佳,我都会哭丧着驴脸躲回北大,狂奔一番、大哭一场,看看和我一样的北大同类。
民主、科学、自由、容忍,再勇敢诚实地面对人生。
(全文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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